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研究的三维视角
来源:原创  作者:胡伯项贾凌昌   更新:2015/11/13 10:37:10   人气:114

在经济体制深刻变革、社会结构深刻变动、利益格局深刻调整、思想观念深刻变化背景下创立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中华民族奋发向上的精神力量与团结和睦的精神纽带,是社会主义制度的内在精神和生命之魂,是引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前进的伟大指针,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本质体现。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的灵魂地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的主题表述、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的精髓内质、社会主义荣辱观的道德要求,深度内在地诠释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科学内涵。它们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指导思想、理想信念、精神动力和道德要求等不同的方面,指引着中国的前进方向,引领着中国的未来发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提出以后,国内外学者从不同层面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内涵、意义等方面进行了诸多丰富的探讨,形成了很多有价值的成果,这对深化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理解具有重要的意义和借鉴。与此同时,我们也发现,在阐述和理解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过程中泛泛而谈充斥其中,横向论述泛滥成灾,对体系深度挖掘严重不足,这不利于我党的理论创新,不利于促进社会的和谐发展。通过较长一段时间的梳理与总结,我们发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还至少具备如下三个方面的重要参量。


一、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人类稳定预期的未来学


20世纪40年代初,德国社会学家弗莱希特海姆教授在美国首先创造和使用了“未来学”一词。伴随着二战的结束以及随之而来的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人类在感受科技带来巨大收益的同时,也对科技给人类带来的“恶”之影响与后果感受深切,人们迫切希望对人类未来进行研究,以便能科学地预测和能动地控制未来的发展。以此为契机,对未来的研究活动从哲学社会科学王国迅速转向自然科学领域,并开始着重于应用研究。20世纪70年代后期,未来学远渡重洋,进入中国人的视域,这门被喻为人类探索未来发展的“望远镜”的新兴学科从此开辟了中国的“战场”并获得了充分的发展,而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为主题、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目标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对于未来中国的科学预测,在一定意义上成为了指导当代中国发展的未来学,是未来学在中国的最新样态。


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的实现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在此过程中,机遇与挑战并存,困难与风险相伴,特别是在人类社会已进入了高度现代性的时代,作为全球化的重要参与者,中国不可避免地要参与到现代性之中。“高度现代性的特征,在于对自然力理性的广泛怀疑,以及对科学和技术作为双刃剑的认可。”【1】(P30)即在一定意义上,现代性是风险性的代名词。在现代社会,人类对自然力理性的极度扩张,对物质理性的过度追求,对权力理性的过度夸大以及对科学技术的过度运用,导致人类在创造新的风险和危险的同时使社会生活走向非轨道化的深渊。而中国在这个轨道上必须要有所作为,我们不仅要成为高度现代性的担当者,而且要成为风险性的合法预期者与防范者,因而,在高度现代性和风险性的道路上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任重而道远。


在风险社会,行动具有相当的开放性,风险的可能性大大增加,个体和整体都在以不同的方式遭遇种种可能性。吉登斯等人认为,在后现代的条件下,风险不仅大量出现而且全球化了,因此比过去更难以计算、管理或避免。在他们看来,现代性不再是毫无疑问的过程,而是产生了许多危险或“缺陷”。后现代性的核心制度——政府、工业和科学是风险的主要制造者。在贝克看来,如果说工业社会的核心问题之一是财富分配以及不平等的改善与合法化,那么在风险社会,伤害的缓解与分配则成为核心问题。在古典现代性中,财富和权力是其标志性概念,而风险和不确定性则是反思现代性的概念。贝克进而认为,随着现代科技的发展和生产效率的提高,财富分配和不平等问题得到了有效的改善,但是人类面临着新的技术性风险,比如核风险、化学产品风险、基因工程风险、生态灾难风险等,这些风险摧毁了现代制度应对风险所依托的理念与方法。而“有组织的不负责任”却以合法的身份对现代风险加以隐藏。“尽管现代社会的制度高度发达,关系紧密,几乎覆盖了人类活动的各个领域,但是,它们在风险社会来临的时候却无法有效应对,难以承担起事前预防和事后解决的责任。”121


实际上,自然力理性本身不是错误,但却造成了非预期的结果。深刻的变迁过程是美好的,但往往背离了人们的期望,超出了人类的控制。人们设想社会朝着合理的方向行进,但总是偏离人类的预期,往往证明了人类设想的无效性。因此,这促使人们反思设想本身及过程——是否设想本身需要再设想。假设设想本身需要再设想,设想本身就可能是无效的,那么,良好的社会预期将不可能按照设想的路径运行。因而,我们要对设想本身进行再设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目标的设定既是对设想的设想,又是设想本身,因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不只是理想,更是方法,它在设想人类未来的同时也设定了实现未来的方法与路径。


所以说,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出现契合了风险社会更加需要理论关注的意蕴。人类更加需要理性的科学体系对其未来进行合理预期,而内含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想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能为人类社会提供宏伟的现实关照与深切关怀,它的本质就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摆脱贫穷落后,走向富强民主文明和谐,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反映了我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共同愿望和普遍追求。它把国家的发展、民族的振兴与个人的幸福紧密联系在一起,把各个阶层、各个群体的共同愿望有机结合在一起,具有强大的感召力、亲和力、凝聚力。显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对未来的设定,代表了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符合人类社会的发展方向,不愧为当代有效的未来学,是对未来如何发展、未来怎样建构、未来何以可能的一种科学建构。这个共同理想,为广大中国人民提供了行动参照,明确地设定了中国的未来走向,告诉了世界中国的未来形态。它不仅契合了“马克思理论并不是教条,而是行动的指南”这一话语的意义,而且用未来学的视角关照了中国社会和人民。因此,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提出是一个巨大的历史进步,是我党继承马克思主义方法论的又一个创新。因为,具有未来学意义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并不是一种古怪的假设,而是站在当代对未来的一种渴望,是站在未来的角度对当代的一种呵护。


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人类防范风险的信任学


20世纪50年代以来,信任问题日益成为现代性研究的热点,艾森斯塔德、卢曼、普特南、福山、吉登斯等人从不同的理论视角阐释了信任问题,信任对社会秩序及社会的未来发展的影响也日益引起重视。Good.D认为:“人的行为离不开信任,没有信任,我们认为理所当然的日常生活也是不可能的。”[31特别是对处在传统向现代转型过渡的中国社会而言,信任更加具有不可多得的重要价值。


在社会转型过程中,社会结构发生深刻变化,社会主体的自主性增强,经济社会领域自由度提高,孕育制度信任和普遍人际信任的土壤逐步夯实。但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相伴发展的非同步性导致上层建筑的变化往往落后于经济基础的变化,进而使社会生活中的政治领域保守状态的持续性不能得到迅速改变,当权者仍有可能沿用传统社会的方式,希望籍此维护自身的统治地位,这在儒家官本位思想根深蒂固的中国更为突出。列文森在其著作《儒教中国及其现代命运》甚至认为:儒家思想在产生它并需要它的社会开始瓦解之后,它成为一片阴影,只栖息在一些人的心底,无所为地只在心底像古玩般地被珍爱着。但是,经济基础最终决定上层建筑,权威产生方式的变化及秩序类型的改变是必然要发生的。


经济的发展促使普遍信任和制度信任的产生和发展。在市场经济中,要保证经济体系有效运行,必须依赖社会的制度信任和普遍的人际信任。与传统社会的农耕经济不同,市场经济与工业化相关联:规模化生产,分工日趋精细,开放市场全面形成,交往范围扩大,社会流动性增强等。变化加剧了社会复杂性的同时,也催生了社会性合作,这种合作主要是家庭之外的个体间的合作、部门内部的合作以及部门间的合作。而合作离不开人际间的信任,缺乏信任,必然影响经济的繁荣和社会的稳定。但通常情况下,转型期社会中制度信任和普遍信任相对不足,社会失信的行为普遍存在。在政府层面,腐败问题的加剧日益摧毁着人们对政府与制度的信任。在经济领域,经济人理性的过度追求导致社会普遍信任的丧失。人与人之间尔虞我诈现象比比皆是,等等。这样,转型阶段社会的实际信任度与客观需要之间存在一定的落差,社会的经济生活领域表现出一定程度的失序。由此,信任机制、体系与方式的构建显得更加迫切,探讨与构建也随之而来,但社会层面的信任学微观构建代替了宏观构建,大信任学尚未建立。因之,建构有效合理的信任学机制与体系对于构建人类的信任心理,促进社会的稳定与和谐发展至关重要。这一切对快速发展的中国更加必须。


快速发展的中国社会,其转型特征更加明显,转型矛盾更加突出,转型文化多彩纷呈。现代与传统并存的冲突强烈冲击着本已濒临消亡的传统,现代与后现代异轨并进携带着西方的“强势话语”洗涤着人们“倾斜”的心灵,“物欲”追求考验着脆弱的信任丝带,“没有深度精神的快餐文化”带给人们生活的“虚空”日益冲击着人们本来就薄弱的内心世界,“拿什么拯救我的灵魂”的话语日益出现在各种媒介中。因此,现代性反思走进了人们的精神空间。受到强大冲击的中国加快了现代性反思的进程,不同的文化批判也此起彼伏。在这个反思的过程中,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框架的提出是这次反思的最高科学构建。它既注重宏观的当下,又关注微观的个体,是当代中国构建信任机制的重要步骤,是当代中国信任学的最新表达,是当代中国防范风险的信任学。它为政府拯救人们漂泊的灵魂提供了宏伟的叙事方式,将社会信任置于宏观的场域之中,是人类寻求本体安全的避风港,在一定意义上重构了中国人民对社会、政府与未来的信心。信心是信任中的一种要素,虽然其自身并不足以界定信任关系,但其对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信任是一种不可缺少的内心因素,这个内心要素的确立依赖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真实效度、可行效度与科学效度,而历史与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已经证明这三个效度的有效性是不容置疑的。


三、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人类社会有序建构的符号学


“就身体和心理上的健康而言,生命的维持内在地服从于风险。”【1】(附’换句话说,人们生活在风险之中,人们在风险中出生,在风险中生存,在风险中走向衰老,走向坟墓。这个风险内在于人自身,又来源于人自身和自身生存的外在,内在即人类生存的算计能力,外在即社会经验与无序的影响。人类实际上在与生活带来的种种无序做斗争,生命内在的无序与外在的无序伴随着人类从摇篮到坟墓的短暂一生。日常活动和话语潜藏着生活与人类的无序,无序不仅是无组织化,而且“是对事物和他人真实感受本身的丧失”。面对强大的无序的外在,个体时常处于危机之中,经常会感觉到自身努力的苍白与无力。


因此,避免伤害性成为人类生存的重要感受,人终其一生也都在寻找一种保护壳。这种保护壳是对社会基本信任的一种信任,是一种“非现实”的感受,而不是对安全的确信无疑,“它是在实践层面上对可能事件的涵括过程,而这些事件可能会威胁能动者身体上和心理上的完整性”⋯‘M’,偶然事件可能会打破现实的宁静,那些触及身心深处的事件是真实可及的。而随着时间的流逝,偶然事件对身心带来伤害的持续性会不断消减,人类避免伤害性的感受又会涌现,个体又会努力地制造平安,虽然平安隐藏着巨大的风险。所以,人类“幼小的”心灵才需要呵护。在某种意义上说,人类就像儿童一样,需要社会的守护,需要监护人的监护,需要对守护者报以深层的信任,这种信任构成了人类生存权力让渡的基础。为此,人们把权力让渡给政府,对政府报以信任,这种信任可以看作是一种抵御人类焦虑的情感疫苗,能抗御危险和种种风险。人类有了这样的依靠,使个体在面对“海地危难”之“死亡”境遇时还有可能存在希望和生存的勇气,正常的个体借助它来处理日常生活的种种事务。


这一切都需要更为坚实的承担,而坚实的承担需要勇于担当的承担者。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在一定程度上成为了这种担当,其合法的存在是促成社会生活有序的重要维度。有序社会的构建需要以核心价值体系的确立和完善为支撑,其本质就是通过对各种利益关系、社会矛盾的调整和处理来实现社会的有序运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提供了建设有序社会所需要的文化认同和价值追求,能够引导人们超越民族、城乡、地域以及社会阶层等方面的差异,使人们在关注外在发展的同时,更加注重人类内在的健康发展。事实上,人类内在的健康发展受到了实践意识与日常惯例的诸多影响。实践意识以及由它生产出来的日常惯例、日常生活中的意识与习惯、风俗等蕴含着社会稳定性,或者说人类在习惯中生存与构建了人的生活,将人类生活从假设的状态过渡到了实然的状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便是日常习惯的提升与抽象。也许人类会怀疑这种体系的抽象。但问题不在于是否存在抽象,而在于如何抽象。抽象的体系是一种更为真实的具体。日常生活习惯扮演着建构性的角色,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加强了心理建构,将人类的焦虑抛于社会之外。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提供了生存定向,并通过人类的努力将定向具体为生存模式,回答现实框架的种种欢喜与悲忧,在人的认知与情感天平中寻求着一种人性的平衡。然而,人类的种种幸福虽然被日常习惯所定向,却被这个充满符号的时代肢解了。毋庸置疑,人类生活在一个充满符号的时代,我们用符号标示世界,用符号解释世界,用符号解释人生。日常习惯对符号的认知在恶性符号充斥的时代显得无能为力,在这个过程中,人生与人性的统一性被恶性符号分解得支离破碎。因此,社会呼唤良性符号,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中特别是社会主义荣辱观的科学论述,代替了生活中的恶性符号。在这一良性符号的指引下,不同文化背景下的人群在体系符号的多彩中发现了生活中的一致。同时,这一良性符号为人类的生存提供了信任、希望和勇气的承诺。通过这个符号的解释与内化过程,人类先天的无知消失了,与他人关联的情感升华了,泯灭的良心回归了。


换句话说,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设定的符号将有助于本体安全的形成。一方面,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将自我认同和对他人的评价联结在一起,设定了自我和他者联结的桥梁。对生命个体的内在而言,它将主我和宾我合二为一,对生命个体的外在而言,将主格和宾格联结起来。通过它,分化的可能变成了完全的不可能,使缺场变成了在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不主张统一化,不主张分别认同,但在认同时从不同的路径提供了分别认同的觉知。另一方面,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有助于为生存建立“成形的框架”,有助于消解人类存在的焦虑,使存在者的怀疑变成了存在者的非怀疑,缩短了存在与非存在的距离,将二者的分离统一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现实,在“我在”与“我思”的互动中促成了人格和社会的高度一致。正是这样,本体的安全构建才成为了可能,社会的良性和谐发展才具备了现实的可能。


[参考文献]【1】(英)安东尼·吉登斯.现代性与自我认同——现代晚期的自我与社会【M】.赵旭东,等译.北京:三联书店.1998.【2】风险社会理论与和谐社会建设——杨雪冬研究员访谈【JJ.北京:国外理论动态,2009,(6).【3】Good.D.Individuals,interpersonall relations,andtrust[A】.Dgambetta(ed.).trust:making and breakingCO-operative relations【M】.Oxford:basil Blackwell,1988.